中国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王君宇

　　第一次见到团徽，是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在姥爷家。当时正在姥爷屋翻箱倒柜寻找玩具的我，无意间瞥见书架三层立着一枚红黄相间的徽章，主体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有一枚被圆圈环绕的黄色五角星，周围还有一圈金色的麦穗和齿轮，整体显得既明亮生动，又透出一股庄严感。见我拿着团徽端详，姥姥便走到我身旁蹲下。“这是什么?”我用稚嫩的嗓音问姥姥。“这是团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徽章。”姥姥微笑着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好奇地问道。“共产主义青年团，就是你姥爷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姥姥指指正在厨房炒菜的姥爷，笑着对我说。随着姥姥的讲述，我才知道:姥爷在十几岁时便加入了共青团，不满20岁便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作为通信兵的姥爷从战场回国;转业后，姥爷在显像管厂担任部门主任并兼任团委副书记，人生有相当长的时光都与共青团相关。这时，姥爷炒好了一盘菜，正从厨房出来，端向客厅的餐桌。“姥爷，这个团徽是你的吗?”我一边吃着姥爷炒的菜，一边拿出团徽问姥爷。“是呀!以后你也会入团的。”听到这里，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抬头望向姥爷，发现姥爷也正看着我，眼中满是温情和期许。从那之后，每当提到“共青团”3个字，我的脑海中便总会浮现出姥爷，联想到抗美援朝、工作、战斗、光荣......等一系列画面和词汇。

　　第二次见到团徽，是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班主任老师在一次班会课上宣布了新一批入团的同学名单。当老师口中念出我的名字时，我内心十分激动，但表情却故作平静，在桌下兴奋地握了握拳。入团仪式上，当我们这批新团员在主席台前列队，由老团员为新团员佩戴团徽时，在昂扬的团歌声中，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姥姥微笑着为我讲述团徽的场景。望着鲜红的团旗，我在心中默默许下诺言:今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共青团员了，无论读书还是做人，都一定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对得起胸前这枚闪闪发亮的徽章。

　　第三次和团徽产生交集，时间已来到大学三年级。作为外语院校西班牙语专业学生，我在大三便前往南美洲进行校际交换学习。一天夜里，我无意间在书包隔层底部摸到一个坚硬的物件，拿出来后才惊奇地发现是两枚团徽。凝视着团徽，我不禁再度想起了儿时与姥爷、姥姥的回忆和初中入团时的情景，心底也升起了对万里之外的祖国的思念。我将团徽认真擦拭干净，放入笔袋中。几天后的《世界史》课上，当讲到中国近现代史时，老师走到我身旁，邀请身为中国学生的我进行补充。补充完毕后，老师看到我笔袋内的团徽，便询问我这枚徽章代表什么、是否有历史含义。于是，我便将共青团和党的关系、共青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和团徽中的各个要素及其象征意义向全班同学进行了阐释。回国前，我将一枚团徽赠予了教授《世界史》的老师，另一枚团徽则送给了我的寄宿家庭。对我而言，这两枚团徽不仅凝结了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我和老师、寄宿家庭的情谊，也是这段难忘的南美留学经历的见证。

　　2017年本科毕业后，我入职中缆公司，从最初的西班牙语翻译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南美市场商务经理，顺利实现了从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转变。2020年底，我被选为公司团委委员，时隔半个世纪后，走上了姥爷曾经走过的道路，开始从事姥爷曾经从事过的共青团工作。

　　身为共青团干部，总要经受考验。2021年11月初，我接到公司通知，在完成本年度最后一节党史学习教育团课的当晚，便紧急前往巴西某项目现场。航班飞行途中，我双手抱在胸前，准备稍作休息，但左臂却感觉硌到了什么。这时我才发现:讲完团课后，团徽依然还戴在身上。在昏暗的机舱内，触碰着胸前的团徽，我的脑海中思绪万千。抵达巴西后，我无暇顾及其他，第一时间处理项目现场的相关问题。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最终，项目于当月顺利复工。

　　团徽，见证了我思想、信念层面懵懂到成熟。“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入团13年，我想，我没有辜负姥爷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入团时许下的诺言，践行了一名真正共青团员的初心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