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 ，苏联专家马丁诺夫和我国刀具专家严普强同志以苏联的全苏工具远为设计蓝本，提出在中国建立“工具科学研究院”的建议。国家采纳了 这一建议，在一机部计量检定所的基础上，于1956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下设切削处、工艺处、金相热处理和互换性处等部门。

1957年9月，一机部党组决定对工具科学研究院进行改组，原研究院的工具部分（即切削处、工艺处和金相热处理处的一部分）组建为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所，划归为一机部二局领导，并于1957年11月迁至哈尔滨市；原设计院的计量部分与国家计量局合并。

从1957年至1965年，在哈尔滨的8年期间，全所职工从130人增至408人，其中科技人员从80人增至202人；金切机床从20台增至70台（各种设备共120台）；全所占地面积90000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全所下设7个研究室，有15个实验室和1个4732平方米的试验工厂。1958年，按照一机部的部署，制定了《工具研究所规划任务书》，确定了工具所的方向、任务、组织、人员结构和应具备的物质条件。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分别于1959年8月和1963年10月两次批准了 我所的规划任务书，并投资500万元建设我所8000平方米实验大楼和3600平方米试验车间。1964年9月，建设工程因工具所将内迁至成都而停工。

建所初期，全所职工以高度的事业心和高涨的工作热情，群策群力、辛勤工作、百折不挠、白手起家，克服了设备条件简陋、生活条件艰苦、缺乏科研经验和技术积累等各种困难，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使年轻的工具所迅速成长壮大。在此期间，科研人员完成了国内外工具产品性能对比试验与分析，开展了通用刀具、复杂刀具、切削理论、刀具材料与热处理、刀具制造工艺、测量仪器、标准化、技术情报等专业研究；推荐哦你更是作为全国工具行业技术归口单位，工具研究所还担负着组织工具行业各生产厂进行科技攻关的任务；在科研领域也成果不断，拉削表面光洁度的提高、切削测力仪、刀具断屑、硬质合金刀具钎焊、直沟镶片滚刀结构、380轴承环自动线刀具、整体硬质合金小模数滚刀、陶瓷刀具、电感测微仪、薄膜式气动量仪等各项课题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9年与哈量合作，完成了年产60万件的M4~M6手用丝锥生产自动线的研究、设计和制造任务，使这条当时我国第一条精密机件自动生产线在短短一年时间内顺利投产，该自动线采用了众多先进加工工艺，并在当时苏联也未解决的柄部冲方工艺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为提高我国工具生产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通过媒体的宣传和国家的表彰，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工具研究所在社会上已具有不小影响。

1958年至1960年，我所派出6名技术骨干赴苏联的工具研究院或工厂实习，其中包括3名留苏学习后回国的留学生和一名副博士。我所科技人员经过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和生产实践锻炼，已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科研水平，全所的基本科研队伍已经形成。

1956年8月至1960年8月，先后有三位苏联专家到我所指导科研工作，他们分别是刀具设计专家M.M.尤里科夫（工作时间1956.8~1959）、高频焊接与热处理专家B.N.伊林（工作时间1958.3~1960.2）和主动检测、自动化与气动量仪专家尼.叶.卡巴耶维奇（工作时间1959.12~1960.8），他们的工作为我所的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片面夸大主观意志作用、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大搞群众突击运动等浮夸风气也波及我所。从1961年起，通过贯彻“科研十四条”等，一些错误做法得到纠正，制定了必要的管理制度，保证了科研时间，形成了良好的工作秩序，通过苦练基本功提高了科技人员素养，进一步明确了“科研要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促进了科技发展。

1965年底，为了加强三线建设，局部决定我所内迁至成都。新所址占地15000平方米，总投资176.5万元，利用成都量具刃具厂废弃的危房改建了7080平方米的试验车间和9个实验室。内迁后全所职工人数为295人，比以前减少约28%，尤其是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减少较多（科技人员仅有180人）。加上新所址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但在这种立足未稳和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全所职工的工作热情依然很高，大家自己动手安装设备，建设实验室，积极参加建所义务劳动。通过大家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如地震式回转不均匀性检查仪、硬质合金小模数滚刀、陶瓷刀具以及专机设计、行业工作等进展很快。

可在不久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来势凶猛，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此后，此起彼伏的动乱长达十年之久。在“十年动乱”期间，我所的党政领导班子被冲垮，80%的干部被批斗，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打击，管理机构瘫痪，规章制度废弛，设备遭到破坏，人员流失15%。在“文革”的前三年里，大部分科技活动几乎停止。1971年7月1日，一机部将研究所下放地方，我所交由四川省机械厅领导，但主要研究方向和承担的行业工作不变。

在“文革”的中、后期，大多数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在逆境中顶住各种压力和凭借执着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排除干扰，坚持开展科研和行业工作，并努力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1976年打到“四人帮”后，全所职工群情振奋，决心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全所加强计划与管理，重点抓好干部队伍整顿，开展重大成套科技项目，使全所工作逐步走向正常。1979~1982年，按照部局规定进行了科研单位恢复性整顿，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拨乱反正，肃清“左”的余毒，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技术职称评定，健全领导班子，加强各项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加强文明建设，改善职工工作和生活条件等。1982年，在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的同时，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开展民主管理，广大职工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解放。历经磨难而成长起来的工具所人，迅速抚平“文革”造成的各种创伤，迸发处极大的科技创新积极性，全所连年超额完成任务，在硬质合金刀具、精密复杂刀具、刀具制造工艺和大型精密量仪、自动量仪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称多，有的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西欧那个1975年至1981年，共获得国家发明创造奖2项（齿轮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无钴易磨削高性能高速钢），全国科技大会奖项13项，全国机械工业科技大会大奖8项（不含4个研究小组获奖），省部（重大）科技成果奖29项，市级奖13项。70年代末，我所组织工具厂进行国外工具样品测力分析，摸清了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重新修订了我国工具质量标准，使国产刀具产品的性能、寿命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在这一时期，我所为工具科技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1977~1981年，全所完成基地建设投资478.9万元，试验、测试条件明显改善，科研基地初具规模。全所职工人数达到628人，共有15个研究室、20个实验室、1个中心测试室和1个试验车间。

这一时期，我所仍担负着科技攻关、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开发和中间试验，工具行业发展规划、标准制定与贯彻、技术情报、新产品鉴定、新技术推广、产品质量评比等任务，在全国工具行业技术发展中起着攻坚、参谋、组织和服务作用。

从1982年开始，我所认真学习中央提出的“科技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进行了科研体制改革的探索。在改革初期，为使科技成果从实验品、展品变为商品，一方面将综合试验车间的大部分装备划分给各专业研究室，以便进行中间试验，使科技成果和工艺技术完善化，并对将产品提供给用户后取得的经济效益进行经济核算，给予一定奖励；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对齿轮量仪等重大项目、梳倒等成套项目进行重点突破。实践证明，改革初期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有益的，取得了成效。

为建设我国精密量仪的科研、生产基地，1985年部局决定将成都量仪开发公司（原成都机床厂）并入我所，拟投资2400万元，建设9000平方米的量仪科研大楼和7000平方米的量仪综合车间，并充实试验和生产装备，同时要求所、厂实行一体化。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我所决定从1987年起实行所长负责制，同时建立所长、党委、职代会工作条例，以保证党、政、工协调工作；在所内实行分所制，建立事业部，由所部进行综合管理，对各事业部、分所进行独立核算、分灶吃饭，同时给予较大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厂合并带来的矛盾，调度了基层积极性。由于基地建设投资不到位（实际投入1400万元）、国家改革不配套，使所（事业）和厂（企业）的各种关系无法理顺，1991年部局决定所、厂分开，除量仪科研楼外，其他投资大部分划拨给了机床厂。

1988年~1992年我所与联合国签署精密量仪开发项目，联合国援助120万美元，主要用于派遣科技人员到英、美等国进行培训（10人次）并添置关键设备仪器。项目完成验收时，联合国官员对我所量仪开发方面所具备的能力和众多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1988年国家开始减拨我所事业经费，1990年减拨到位。国家确定我所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并要求加大科技创收的力度，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我所进入市场创造了条件。从1991年起，我所决定：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改变各科室小打小闹，分散搞中试，形不成规模，形不成“拳头”的弱点。通过反复论证，决定选择能发挥我所综合科技优势的项目，集中投入，组建了以硬质合金石油管螺纹梳刀和齿轮量仪为代表的中试生产基地，并很快形成规模，成为我所重要的经济支柱并为中试产品产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全所加强了相对集中管理，质量、营销、财务管理进一步加强，保证了对重点项目的投入。通过改革的实践，我所从90年代初确定了以高科技企业（集团）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1994年成都市认定我所为“高新技术企业”。

1993年初，按照部科技司的要求，我所正式申报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1998年科技部正式批准以我所为依托，以资产和科技项目为纽带，联合产、学、研共同组建“国家精密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给予一定投资，以支持科技与产业的结合，同时还批准我所为“精密工具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依托单位，使我所在向企业转型时，仍能具有较强的工具高新技术开发能力，毕竟在行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推动我所的内部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

这一期间，我所的科技持续发展，曾获得国家创造发明二等奖1项（单晶金刚石钎焊工艺及焊料）以及国家科技进步奖8项、部省级奖116项次；科技成果产业化速度加快，全所经济大幅增长，横向创收从每年几十万元发展到2000~3000万元；科研测试与生产装备得到改善，职工收入增加，职工住房等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这一时期，我所为国家重点企业提供了先进的刀具和量仪产品，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技术和产品出口到德国、捷克、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与国外大学与知名厂商的合作与交流也日益扩大。

从1985年起，我所持续对年轻干部和科技人员进行培训。至1999年全所已实现干部与科技人员年轻化，工具所成立初期的创业者已相继退休离岗，但他们开创的工具所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并继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1999年7月1日，按照国家“关于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定，我所由事业单位专为企业。2000年，我所抓住改制转企的契机，确立从局部改制入手，以“国家精密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载体，通过产权和投资体制改革，积极引入多种资本，组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创造条件争取使股份公司上市筹集资本，以不断促进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扩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规模，增强我所经济实力，为我国工具行业技术进步和国家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我所加大了实施技术经济责任制的力度，给基层单位以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响应在经营和内部分配上给予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加强了经济核算与考核，大大调动了基层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开拓了新的市场领域，全所经济总量有较大增长，基本上结束了较长时间经济总量徘徊不前的状况。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了新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拉开了分配差距，在职职工增加了社会保险，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

转制以来，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改革的自觉性、积极性日益提高，全所呈现出新的活力。为了重塑工具所的形象，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精密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所依靠盘活存量资产，进行土地置换，易地重建产业化生产基地。经主管部门批准，在成都—德阳—绵阳高新产业带上的新都开发区（距所总部16公里）征地120亩，建设25220平方米的新基地，并于2001年底建成，主要生产部门迁入新区，使我所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2001年，“国家精密工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注册为“成都工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通过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的验收，获得了很好评价。

2008年，全所经济收入突破1.2亿元。新的形式、新的发展激励我们更快地前进。通过进一步加强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成都工具研究所一定会为我国工具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