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举世闻名的中国大陆第一道曙光石塘，就坐落在松门南麓海之角。

1949年解放前，松门没有公路，松门人没见过汽车，更谈不上坐公共汽车。我父亲经营着二条内河船叫小客轮，一条从松门到路桥，一条从松门到温岭，沿途有几个停靠码头。松门人外出主要靠这两条船，剩下就是肩挑背扛两条腿了。后来我父亲弃内河小客轮改海上运输，我跟船驶往宁波港。

在宁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公共汽车！我们的船停泊在涌江上，我伫立船头眺望，只见一辆五六米长的银灰色汽车，屁股上挂着个像火箭一样的炭烧汽缸，车身开着几扇窗户，车当中伸出一个3挡台阶的小梯子，车门开了，有人踏着梯子下来，有人攀着扶手从梯子上去，车门关了，车开了。父亲看我呆呆凝望远去的汽车，摸摸我的头说：“这就是陆地上的小客轮，叫公共交通汽车，只有大城市才有。”我点点头，心想：什么时候也坐上这公共汽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参加了革命，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这支野战军的连队从镇守海岛到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敌前练兵，换防行军。每每行军走累了，我就要和战友们讲那公共汽车，要是有那样的车坐就好了。战友们说我白日做梦，当兵的哪敢奢侈狂想啊！

解放后，我国的公交事业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是，我第一次坐上公共汽车却在异国他乡——朝鲜首都平壤。1953年11月我到平壤出差，“公共汽车！”一辆果绿色大轿车徐徐驶来，我判断这就是我日想夜梦的公共汽车。我想要是能坐上公共汽车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当这公共汽车停在我面前时，我却不知道该上还是不该上，上去干什么？眼巴巴地看着这辆公共汽车开走了。又一辆同样颜色的车开来了。门开了，朝鲜姑娘看着迟疑的我喊着：“志愿军道木(同志)巴里巴里(快)！”我知道她在喊我快上车,我也就不由自主地随声而上。她问我到哪站下，我摇摇头回答：“莫洛格舍（不知道）。”旁边有位热心人连翻译带解释说：“你可以坐3站到牡丹峰站下，去看看平壤最好的风景区牡丹峰！”我掏出人民币买票，女乘务员指指我胸前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示意不用买票。我走下公交车，疾步登上牡丹峰，俯瞰气势磅礴的大同江，看着一辆辆公共汽车从大同江畔驶过，不由想到：我这第一次坐公交车竟然分文未花？

我第二次坐公交车是在上海。那是1955年冬天，我从朝鲜回老家探亲，在上海我上了公交汽车，买了4分钱的一张票，坐了一路车又换了好几路车，傍晚我坐上有轨电车，当我把坐公交汽车买下的4分钱票展示给女乘务员看时，她说：“这票不好坐电车。”我说我坐了一天车，都用的这一张票呀，她说“一张票只能坐一次车，再坐车就要再买票的。”我恍然大悟：“是这样的呀，那我今天逃了一天的票了。”

1958年8月从朝鲜凯旋归国，为迎接国庆10周年大典，我作为北京军区文艺代表队的成员参加解放军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为此在北京整整呆了一年。我们文艺代表队驻通县管庄炮6师的营房，每逢星期天我都要坐公交车进北京城，我特别喜欢坐1路车，从建国门出发沿长安大街经天安门、新华门到木樨地。迎国庆，北京10大建筑拔地而起，建在长安大街两侧的北京站、中国革命历史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工地热火朝天，一周一个样，我坐在车上目不暇接，像看电影一样，坐一趟看不够又坐一趟，总想把最精彩的场面尽收眼底。

80年代公交车变化大起来了。在广州、深圳我看到双层公交车，上去一坐，视野特开阔，车上不时发出自动报站和提示给老弱病残孕让坐的声音。不久，双层公交车也驶进了杭州、武汉、成都和咱西安。

90年代公交车变化大得不得了，一辆辆新公交车把各大城市装点得更加美丽，公交车更新换代了又更新换代，广告公司把公共汽车当作移动广告来做。

到了新世纪，科技提升公交车，空调车在南方城市越来越多了，移动电视丰富着乘客的精神文化生活，车上的座位多了，坐垫质量向舒适化发展。

如今，全国人民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掐指一算，也是我参加革命60周年。“双60”，我如何祝贺亲爱的祖国？如何纪念自己参加革命60周年？想了想，干脆写一篇我与公交车60年吧。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坐公交车免了票，如今到了古稀之年，人民政府发给寿星证，凭此可以享受免费乘车。

笑坐公交人未老，享受公交乐逍遥。